有一次,我到北京市海淀区采访,在一户菜农家里吃饭。餐桌上,摆着几样菜,都是当时市场上缺少的。我问:“你这鲜菜从哪儿来?”他说:“自种的,我是专种‘冷门’菜。”他进一步说:“别人都种大白菜时,我种的是细菜;当众人都种细菜时,我还适当种些粗菜。这样,拿到市场上就成了热菜,卖得快,价钱也高。”这位聪明的菜农,掌握了蔬菜销路“冷”与“热”的辩证法。
隔行不隔理。记者采访消息也有一个找“冷门”、产“热货”的诀窍。当记者一窝蜂地到名山采名花的时候,你却另辟蹊径,跑到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上采集美丽的野花。这野花与名花相比,各有特色,但野花属“冷门”,肯定能引起观花人的“热”趣来。
我当记者有个怪劲,别人去的多的地方,我不去或少去;别人不去或少去的地方,我却尽量去走走看看。
苏北比苏南条件差些。我是自找苦吃。但到了苏北也并不觉得很苦,发现苏北的新闻不比苏南少。打个比方说,苏南的花多,采花人多;苏北的花不少,但采的人少。因此,到处有花采,遍地出新闻。
开篇写的消息,题目叫:《车轮滚滚战徐州》,刊登在198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这篇报道是这样发现的:我到徐州先参观准海战役纪念馆,当年车轮滚滚,群众运粮运草支援前线打胜仗。山东一位支前模范,手推独轮车,一支竹棍上刻满沿途走过的几百个村庄。这是记载人民功劳的簿子。走出纪念馆,听徐州地委负责人介绍,以徐州为中心,形成苏、鲁、豫、皖四省经济协作区,他们在八十年代发展商品经济,出现了新的滚滚车轮。这是时代的信息,我决定采写这个新的主题。
新闻应及时反映生活,但往往又落后于生活。我到徐州铁路局采访,得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的农民建筑工纷纷出发到大西北,每年旧历二月二刚过,建筑队伍云集车站,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专运送农民建筑工,如果当时跟车采访,写些现场报道那情趣该有多妙!遗憾的是漏掉了这一新闻。再说,徐州开往济南的515次车,沿途四十八个站,附近有三十二个农贸市场,旅客80%以上是农民,其中从事贩运的占 30%“扁担、地瓜秧、鲜鱼篓子满车厢。”列车段副段长杜喜之说:“农民经商是有功劳的,咱要打开车门,欢迎他们。”记者被乘务员的言行所打动。
我乘坐火车从徐州到河南商丘,换乘汽车返徐州,采访了苏豫皖三省联办的第一家运输企业——徐商公路联营公司。清明节那天,全国三八红旗手、客运站站长鲁桂兰把我们送上 306次车,她笑着说:“坐这趟车,能看看农民做买卖。”车上大部分是农民旅客,有的贩运烧鸡,有的推销牛羊肉。每隔五六里一小站,上下车挺方便。车过安徽砀山县,上来一位青年农民。他是温庄乡温庄大队社员。沿村购生牛肉,加工成熟牛肉,乘车一次带七八十斤,交运费一元左右。乘务员小刘说:“对小本生产,要照顾哩。”
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我被车轮“滚滚”发展商品经济的洪流所冲动。于是,精心构思,反复琢磨,文章开头写出大背景、大气势:
京剧《战徐州》用的是花枪大刀,解放战争中的战徐州,用的是大炮钢枪,那时,为了支援打胜淮海战役,广大人民群众以徐州为中心,“小车吱吱赛凤凰,咱上前方送军粮……”,如今,在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场上,车轮滚滚“战徐州”的盛况又出现了:火车、汽车、拖拉机、马车、毛驴车、平板车、自行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奏着搞活商品流通,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曲。
接着,文章分四段说明“以徐州为中心,火车轮在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上飞转,汽车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奔驰”。
当年车轮滚滚“战徐州”,那些独轮车为我党率领人民打倒蒋家王朝,翻身求解放立下了大功。今天的车轮滚滚“战徐州”,这些“多轮车”(国家、集体、个人的各种车轮一起转)为发展商品生产,正迎着浩荡春风,满载着党的富民政策的果实,奔驰在辽阔的淮海平原上。
苏北之行,是一次大丰收。我还采写了实录新闻:《值得研究的合同书》,刊登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加花边,配评论。荣获全国农村改革十年农业好新闻三等奖。采写了记者来信:《打开“老虎闸”》,为京杭运河上的船工呼吁困难。采写了长篇通讯:《新课题,新内容》,苏北部分地、县、乡领导干部谈为人民服务。还采写了徐州煤矿改革的消息、邳县水泥厂“文件转,机不转”的记者来信,丰县“三省庄”夜访专业户的特写。
回顾此次采访,我感受颇深的是:记者走出去,沉下去,到不常去的地方去,到基层的角角落落去,开新矿,采富矿,新闻活水源源而来!
“不,是在下边碰到的,还得到实践中找答案。”这是我有一年到江苏徐州地区采访临行前与同行的谈话。
几个月后,我背的“问题篓子”里产出一个新产品:《新课题,新内容——苏北部分市、县、乡领导同志谈为人民服务》刊登在1985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并配评论:《农民要“新酒”》。
回头看看这篇文章,它的主题,它的四个小标题(农民的叩门声、与专业户交朋友、多办群众心上事、从会场到现场),都是从“问题篓子”里精选出来的。
在赴苏北之前,我脑子里已装着一串串的问题:为什么地、县许多党政机关的大门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牌,而一些领导干部却“白天在会海中游泳,晚上在文山上爬行”。农民群众急的事,他们不急,他们忙的事,群众又不欢迎。我到河北省太行山调查,邢台地委分管农业的张副书记讲了一件事,他在夏收大忙季节,坐着小车一天跑几个县,路上被一位认识他的农民拦住说:“张书记,你不转了,快下车给我们解决油和电吧!”这件事深深教育了邢台地委的领导同志,他们开始检查自己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真正服务在点子上。
为人民服务是个老问题,但它在八十年代应该有哪些新内容呢?于是,我背起“问题篓子”,先后走访了苏、豫、鲁、皖四省的二十多个县,同十多位地、县委书记谈话,向他们请教。在徐州、商丘分别召开了商业、供销、银行、财政、税务、粮食、交通等业务部门的座谈会,请他们谈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与此同时,我还深入乡村农家、车船码头等现场直接倾听农民的呼声。
在徐州开往商丘的列车上,我与同座的几位庄稼人交谈,“你们致富有啥困难吗?”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位五十来岁的农民说:“我想买辆汽车,发愁贷不到款。”他家八口人,有四个劳力,除种地外,闲着没事干,两个儿子是当兵回来的,会开车,数次跑到县银行要求贷款买车,但没有着落。另一位中年农民说:“我的小磨不转了。”原来他家责任田种的大豆丰收了,自己磨豆腐上市卖,一天几十斤,几个月收入二三百元,但有关部门乱罚款,小磨被迫停转了。还有一位老年农民,他居住的村庄在公路边,出门做买卖上下车不方便,就把公路上远离村庄的停车牌拔起来,扎到了他们村口。交通部门批评他犯了错误,地方一家小报开展讨论:“农民为啥爱上了停车站?”过去爱田不爱路的农民,如今发展商品生产看到路与富的重要关系了。如何使农民买车贷到款,如何使农民的小磨转起来,如何让出门做生意的农民乘车方便,这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
在淮阴市,市委副书记李仰珍与我谈话。我问:“老李为人民服务有个新内容,新问题,你是怎么想的?”“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依我看,为人民服务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解放前我们带领群众打鬼子,打蒋贼,搬掉三座大山,求解放,闹翻身;解放后,搞土改,分田地,办合作社,都是为使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过,后来由于‘左’的东西多了,搞政治运动折腾得老百姓穷了,我们干部整天忙着发放救济米、救济款,辛辛苦苦也没服务好呀!”李仰珍回忆自己的经历说。
“如今明确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富民政策,就是服务的新课题。”他回答了之后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尽快使人民富起来,向贫穷落后告别!”
“好啊!”我终于找到了文章的主线。它像一条银线把我背了很久的“问题篓子”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下穿了起来。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我的粗浅体会是:“好题目等不来,要靠双腿跑出来。”这样讲,并不是说上头批示的典型,领导交给的题目不重要。而是说,记者发现好的题目,写出好的稿子,多数是在群众的“大海”里摸出来的。不怕“问题篓子”空,就怕人不勤。只要多接触社会,勤联系群众,当一个“问题专家”,记者就会“富”起来。
聊城是鲁西北有名的穷地方。1979年秋天,我从济南乘坐长途汽车到了聊城。
莘县又是最穷的大县。与我一块采访的通讯员小殷说:“解放三十年了,我们这里还没上过《人民日报》哩!”这是呼声,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当我到社、队走了一圈后更觉得非写不可了。这个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是老根据地:那时棉丰粮足,对革命贡献不小。解放后,由于受“左”的影响和破坏,片面追求粮食生产,砍了林,砍了棉,砍了花生,越砍越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头一年,农民种地的自主权回来了,多种经营开始发展了,农民脸上有了笑容,多年听不到的笛子声又吹起来了。当时,对农村改革存有不同看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事实最有说服力,我采写了《莘县农村见闻》。见报后,当地一位农民给我来信:“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加强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采访太重要了。农村实行“大包干”,首先是从这些地区突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醒了这里的大地,可写的东西很多,即使在后进的地方,也有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我们记者没有理由不去填补这些空白。
报社总编室门口设立各省市见报公告栏。我每次从那里经过,看到京、津、沪的见报稿上升,而西藏、新疆、云南等边远省、区的见报稿少,甚至空白,心里就很不安。因此,我到了边远的地方采访,常打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解放三十多年没上过《人民日报》的县?”总想多消灭一些空白。1984年秋天,到山西雁北、忻州地区采访,路经大山区的宁武县参观,就顺便采写了一篇消息:《地下挖黑的,地上种绿的》介绍了这个县组织农民开采煤矿和植树造林的致富经验。
记得1981年春节前夕,我冒雪翻过的秦岭山脉,到陕西商洛地区商南县采访。这里与湖北、河南接壤。一天下午,我刚登门访问了陕西一户富裕农民,跨过一条小河,就走进半山坡上一户穷因的农家,几间茅草房,院里堆着杂乱的柴草。走进屋内,炕上铺着半片破席,五口人盖着两条棉套的被子。满头乱发的女主人正煮着中午饭,我揭开锅盖吃了一惊:这哪里是饭呀,黑糊糊的野菜汤,泡着白薯和玉米皮。门口坐着一位双目失明的七旬老人,她哭诉着说:“俺儿在队上修‘大寨田’牺牲了,留下我这苦命的老婆子、媳妇、三个娃娃,没有钱,大孙子退了学。借的集体五元钱,还不起,这年好过,日难熬啊!”
这家穷困户触动了我的心,引起我对童年苦难生活的回忆。解放三十多年了,我们的一些父老兄弟仍过着不比土改前好多少的生活,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回到北京后,我给当地党委写了信,建议他们设法帮助这家困难户。这个困难户牢牢记在我的心上,促使我坚定不移地宣传“大包干”,宣传帮富扶贫的政策。
又一次,我到苏北丰县的“三省庄”的集市上调查。这里西连山东单县,南接安徽砀山县,地连地,路接路,村挨村,一个集市通三省,这里人来人往,车辆流动,三省商品云集,互通有无。山东的猪仔销售到江苏,安徽的大米运往山东,江苏的工业品卖到山东。与我一同前往的丰县县委书记田瑞生高兴地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一县吃三省。”我对他说:“一步访三省,我沾了你们的光。”哈哈的笑声淹没在热热闹闹的三省群众之中。
到边远山区采访XK星空app体育,比较交通沿线来苦得多,吃的差,住的脏,有时还得走路爬山,山路崎岖,坐车危险,提心吊胆。
1984年冬天,我和颜世贵到云南滇西山区采访。一路上山高坡陡,不时看到“危险”、“注意”、“前面急转弯,小心!”等路标,偶见出事故的残破汽车停在路边。车过三千六百米的高黎贡山,看到保山地区政协机关一辆坐着五人的吉普车飞下二百米深沟,车毁人亡,顿时毛骨悚然。加上高山气候反应,我们俩在腾冲县招待所病了。夜里,他发烧,我也发烧。第二天,我们坚持继续采访。滇西来去四千多里,吃了不少苦,但当我们采写的《滇西山区纪行》等十多篇通讯、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时,心里乐了。
1988年4月下旬到6月中旬,我和王东、舒瑜、费伟伟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此行路程长,接触社会面广。
记者采访习惯于研究别人,其实,也应该养成研究自己的习惯,这里,写下此行的反思几点,就是为了研究作者自己。
这次,我们到了一些“老、少、边、山、穷”的县。如果只满足于“三线”(航空、铁路、公路),那与住在都市里采访没有多大差别。我们几个人商量,尽量多到“三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的山乡走走。百色地委黄书记介绍情况时说:“田林县有个平洋寨,山顶上住着二十多户瑶族农民,近几年种八角富了,可惜那里不通车,你们去不成。我们说,爬爬山,锻炼锻炼。“五一”那天,小车开到山脚下的利周乡,我们徒步向高高的大山进军。十多里的山路,从山脚到山顶一眼就望到了,但走起七扭八拐的山路来,却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小路又陡又窄,上边下来一匹驮东西的马,或走过一个挑担的瑶民,下边的行人就得闪到路边的灌木从中,不然无法通行。当我们终于登上山顶时,眼界大开,蝉鸣鸟叫,绿树荫荫,鸡鸭成群,炊烟缕缕。我们兴致勃地访农家,看学校,观瑶舞,与村民共饮美酒,畅谈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变化,采访的丰收驱走了爬山的困倦,难忘的平洋寨之行,成为我们改进采访作风的一个新起点。
到一个新的地方采访,听汇报,看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多数的情况是,实际看到的变化比汇报听的,材料写的还要好。但有另一种情况,听汇报、看材料得来的与实际情况有距离甚至也有真假颠倒,错把教训当经验的。
靖西县有个村靠种“田七”富了。县里同志说这个经验在面上有推广价值,我们到实地调查,发现一部分农户虽然收入不少,但不会花钱,拼命盖大房,浪费了不少钱XK星空app体育。而村口学校的房子破破烂烂,谁也舍不得集资办校。我们由此看到,引导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合理使用资金是一个更有新意的问题。
龙州县有个菠萝专业村,有家报纸曾刊登通讯加以宣扬我们专程去取经,一看一问,名不副实。这个村老菠萝树很多,但没有科学管理,又不会进行商品交换,只是靠天收果效益很低。
防城县有个京族三岛。从材料、图片看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但登岛访问,发现这里困难不少,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比过去有所下降,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实行渔业承包责任制时,没有从实际出发,把集体原有的大渔船下放拆散了,现在户有的小渔船无法出远海捕捞,水产品质量下降;二是十多条围海造田的堤坝年久失修,经不起台风袭击,造成粮食减产,
这一件又一件的事实,使我们在采访中更加明白这样的道理:“看材料、听汇报,不如到现场瞅一瞅。”对拿到的现成材料,开座谈会得到的情况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过分信材料,信汇报,报道难免失实。
我们千里迢迢到了大瑶山金秀县,可是,接待人员不愿意多介绍情况,又不积极领我们去访富的典型,却口口声声地说:“我们这大山里还穷得很!”这是为什么?原来这里前几年种香草发了财,金秀镇一个村1980年人均收入只有180元,1984年上升到741元,后来香草市场滞销,价格下降,这个村1986年人均收入掉到270元。收入大上大下,提防起新闻记者来。他们学得前几年吹富过头了,现在接待记者采取了“冷”的态度。
我们也冷静下来思索。广西总共有48个贫困县,我们访问了20个,总的印象是:困难面还很大。以百色地区为例,12个县(市),除百色市、田阳县财政不吃国家补贴外,10个县一年吃国家补贴1亿出头。他们花的每2元钱中,有1.2元是国家补贴的。补贴最多的占财政收入70%。这个地区粮食播种面积近几年减少 50万亩,总产量由 22亿斤下降到17亿斤。全区有60万人口缺水,30%村庄不通电,60%村庄不通公路。300万成年人中不识字的占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