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意外之旅：我的三线建设研究历程回望

　　XK星空app体育XK星空app体育XK星空app体育2024年7月初，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给我发消息，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篇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回忆文章，同时也给我分享了几篇前辈学人的回忆录。实际上，徐有威老师主办的微信公众号“小三线今昔”里面的学人回忆录我几乎每篇都会看，我会试着从他们的回忆文字背后挖掘一些我可以效法和学习的内容。

　　徐老师的邀约我立马表示了同意。博士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想着给过去几年的求学经历留下一点文字，无奈初入高校的青椒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于是，在答应徐老师这件事之后，我趁着高校青年教师岗培和带团队做暑期社会实践的间隙，一边收集照片和相关资料，一边整理思绪，去回顾过去这几年的求学历程和与三线有关的回忆。而这一切，都要从2019年5月的博士生面试说起……

　　路遥曾在《人生》的开篇引用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进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是有点意外的。2019年5月，我参加博士生面试时报的中国古代史的宋史方向，不过，由于招生名额的因素，我被调剂到了共和国史方向。在面试休息的间隙，我在过道遇见了李德英教授，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下。老师问我是否知道三线建设，我说我了解一些，但不是很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吧！

　　在此之前，我对三线建设的了解完全是很肤浅的个人体验。我2010年在绵阳复读呆了一学期，我知道绵阳“科技城”的称号就与三线建设有关，而长虹电器也是三线企业转型而来的星空体育官方网站。但是如果真具体深入说三线建设是什么，我是很难回答上来的。李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跟着她读博，因为她还有一个名额。我当时内心七上八下，十分忐忑。在学院，李老师是公认的好老师，对学生关怀备至，对待学术研究严格要求。而我对三线建设几乎没有太多认知，也没有任何前期积累，万一毕不了业，那岂不是辜负老师一片好意了。在经过了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也征求了一下硕士研究生导师粟品孝教授的意见，他十分鼓励我做出改变，挑战一下自己。就这样，我从古代史直接跨到共和国史。

　　不过万事开头难。整个博一在忙于上课的同时，我都尽量花时间恶补共和国史相关的知识，为三线建设研究打基础。这种高强度学习状态一度让我患上神经性胸痛。医生告诉我这是因为整个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身体不够松弛导致局部生理性疼痛，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自己。不过到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李老师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焦虑，有一次她鼓励我说不用太担心，从古代史转向近现代史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至少在材料获取是占有上的困难不会这么大。不过，我也深知共和国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巨大挑战，都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或许，在我当时肤浅的认知中，共和国史研究更需要尽可能地占据史料，同时也要注意多种学科的理论指导，尤其需要注意“档案中的虚构”。

　　为了尽快熟悉研究领域，我大体做了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就是看纪录片，《军工记忆》《大三线》《大山里的共和国建设者》《凤凰大视野之三线往事》，这些与三线建设有关的纪录片我都看过，这一类的视频资料可以很快建立起自己对于三线建设的感性印象；其二是广泛阅读今人研究成果。在一次和张杨师兄的闲聊中，他建议我多看看一些国史的研究著作，他列举了港中文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稿》。他的建议我吸收了，不过这两套书确实属于大部头，《专题史稿》我选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阅读，港版《国史》我重点看到了第五卷和第八卷。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成果，陈东林教授、徐有威教授、张勇教授等的研究则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关注今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也比较留意近些年三线建设研究的发展趋势，最近几年的三线建设研究综述会成为我必读的文章，我会从研究热点中去找自己感兴趣的点研究点；其三，就是开始阅读原始档案。这一阶段阅读原始档案的盲目性是很大的，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要研究什么，就先泛泛地浏览。那几套重要的文件选集，诸如《选集》《中国工业五十年》《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三线建设在四川》，等等，都是我涉猎的目标。不过，在广泛涉猎过程中，我发现“勤俭建国”是一个“出镜率”相当高的词。在一次汇报中我分享了这一发现，得到了李老师的认可，李老师提到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深挖的点。于是，在之后的材料收集中，这一方面的材料成了我的关注重点。

　　总体来说，一开始进入到这一陌生的研究领域，我是迷茫而焦虑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因为焦虑无法安心入睡，只能靠褪黑素来增进睡意。但是这一段经历无疑是有意义的，我学会了尝试在未知的领域一点点摸索出一条道路。2020年夏天，趁着疫情稍微放松，我和课题组小伙伴们就去川南地区查档案。这一次查档之行是相对比较顺利的。回来之后我根据查档带回来的资料向李老师汇报了三个选题以及我的大致想法，但均被否了，老师认为不要被档案带着走，还是要在档案中梳理出一条线索来。不过，这从侧面说明出去查档案是有价值的。

　　在四年多的学习中，口述、查档和田野考察应该是除了写论文之外，比较重要的三件事情。这其中口述能让我听到亲历者的声音，档案能透过文字材料发掘当时的史实，而田野考察无疑也可以加深作为作者的历史在场感。古史研究强调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对于当代史研究，就演变成“多重证据法”了。

　　进入课题组之后，我很快就加入到口述访谈的队伍之中。2019年7月初，课题组成员访谈铁道兵张光明前辈，我也参与其中。不过当时我更多是一个“旁观者”，跟着李老师、张杨师兄，学习他们如何做口述。

　　在张光明前辈的引荐下，课题组成员去绵阳做铁道兵口述，我也加入其中星空体育官方网站。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参与口述访谈。犹记得在去绵阳的路上，我反复阅读张杨师兄草拟的铁道兵口述访谈大纲，试图找找做口述的感觉。我也看了一些有关如何做口述访谈的学术论文，好增加做口述的底气。

　　人们总是会对第一次的经历印象深刻。周永清老人是我访谈的第一位前辈，他1962年参军，当时在铁道兵一师一团一连，他曾八次立功受奖，连续五年评为五好战士……有关口述访谈的具体内容我已不大记得，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十分愧疚。当时我们参加访谈的一行人因故晚到了一小会。我们跟老人联系的时候他不是高兴，让我们在小区楼下等一下。结果我们看到老人的时候，才发现他行动不便。在愧疚中我们开始了访谈。老人慢慢怒气消下去之后也就打开了话匣子。访谈结束时我们一行三人扶着老人回屋，结果发现老人住在顶楼的！我们更是羞愧难当了。自此以后我做口述访谈的时候都会尽量在约定时间到达访谈地点，这也算是第一次经历留下的经验教训。

　　有了第一次经历，后面的访谈就会有经验一些了。在学校的这几年，我要么跟着老师一起参加口述访谈，要么就是自己和课题组成员组队去访谈，在积累口述实践经验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后面写论文会用到的口述资料。

　　2022年4月28日 访谈东方电机退休职工 张艳青 蔵宝丰夫妇。从左至右：朱领、张艳青、蔵宝丰、李昌昊。

　　口述访谈对于当代史研究来说是重要的一种研究方式，通过亲历者的讲述，我们能发现很多与文字材料互证或者有出入的内容。

　　我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因为研究兴趣的缘故，我比较关注三线者最初来到三线地区时候的住房和物资供应问题。在访谈林桂梅时，她提到自己从鞍山到水城时刚开始没有住的，就在未启用的矿槽里住了一段时间，后面才住在自己搭建的油毛毡子里，可见当时水城矿区的住宿条件之艰苦。实际上，柯尚哲在《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中就提到了攀枝花矿区的工人更喜欢住“干打垒”而非油毛毡子，或许能从侧面说明“干打垒”的住宿条件可能并不是最差的。

　　2021年7月28日 访谈水钢退休职工林桂梅，从左至右：乔亦婷、林桂梅、朱领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问题是决定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然而物资供应体制在20世纪60年代几经变化，并不利于物资工作正常开展。我们在访谈四川玻纤厂负责采购的刘茂盛老人时他抱怨当时的物资供应很麻烦，“比如说钢材，他给你分配的不一定在四川或者陕西，他给你分到黑龙江去。所以我只能从德阳火车站坐火车去黑龙江去取钢材。”即便到了黑龙江，他也不得不与负责供应的工作人员处好关系，以便能早点取到货物运回德阳。这些生动形象的口述史料不仅印证了当时物资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也成为我撰写论文时史料多元化的重要点缀。

　　当然，单纯的口述访谈是没有办法作为学术研究的史料主体的，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要求史料真实性需要得到保证，口述史料择优主观性比较突出的特点，不过将其作为一种辅助史料是完全有必要的。

　　虽然存在诸多的缺陷，档案资料依然是当代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主体。这几年我也经常跟随课题组四处查档案。我曾简单统计了一下这些年我去过的档案馆，涉及五个省十六个档案馆，分别是：内江市档案馆、自贡市档案馆、宜宾市档案馆、成都市新都区档案馆、德阳东方电气集团档案信息中心、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汉中市档案馆、安康市档案馆、商洛市档案馆、渭南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档案馆、楚雄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丹江口市档案馆。

　　每一个档案馆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或有趣或难忘的经历与回忆，这种回忆或甜美或苦涩，但也算是人生体验的重要部分。对于我们这一批读博的学生而言，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特殊时刻。我们基本上在疫情稍微放松的时候就四个人组队出去查档案，如果稍有“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校，这大概是特殊时间段独特的查档记忆了。2021年7月下旬，我们在六枝特区查档，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特区防疫办的电话，问我们是否向社区报备，我们心想，住酒店怎么向社区报备呀，于是，下午赶紧查了一阵档案就匆匆回蓉了。

　　六枝特区档案馆的查档经历算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查档的时候除了要做好疫情防护，谨防感染之外，最多的还是如何同工作人员互动，以便能更为方便高效的查档。然而，每一次的查档更像是开盲盒，因为你并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在去安康市查档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安康市上世纪80年代遭遇洪水，档案馆很多档案有浸泡痕迹，使用起来可能不便。在我们的再三协商下，工作人员还是去库房提取了一部门我们需要的档案资料。在商洛档案馆，我和傅冠雄在征得允许之后拿到了一份档案目录开始查阅，在誊录了一部分档案目录请工作人员取档时，结果取出来的档案却与我们需要的不符合。原来档案馆后来重新编排了目录，而工作人员给我们的是原来的档案目录。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很感激的，毕竟他们会给我们看。

　　更多的时候，查档碰壁才是常态。我们2020年初去自贡市档案馆时，在和工作人员反复沟通之下，也没有看到档案资料。我们当时比较气馁。一位工作人员安慰说我们来得不凑巧，领导也是最近才这样要求的。不过在他的建议下，我们还是在档案馆的资料室找到了一些自贡市地方文献，也算不虚此行。

　　2022年夏天，我们去湖北省档案馆查档案，六月的武汉一出门就如同汗蒸，酷暑难耐。我们事前得知湖北省档管理严格，做好了各种预案。在查档的时候，我还是被发现了，于是只得老老实实地录文字。我在查阅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湖北省档的档案已经经过了一次技术性筛选，有些当时很普遍的档案资料完全搜不到了。后来听说，湖北省档搬家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更低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过，有时候，查档这种事情更多也需要讲求缘分，运气好的时候也有不小的收获。内江市档案馆是我查档的第一站，在去之前我们已经做好各种思想准备。不过去了之后，负责接待工作人员很热情。虽然工作窗口只有她一个人忙前忙后，当时有很多本地人在查各种档案，她还是有时间就会询问我们的需求。我们根据全宗目录选取了一些档案卷宗。她总会在工作间隙帮我们去库房取档案。为了方便我们更好地查阅档案，她还和领导征求了意见，给我们找了一件空办公室，我们在里面可以更好拍档案。第一次的查档之行多少还是有点幸运。

　　在宜宾市档案馆，负责接待的志愿者得知我们查档是为了学术研究的时候，主动配合我们的查档需求。虽然最后我在查档的时候还是被领导发现了，领导说查询机只能工作人员用，查询人员应该在柜台外面。于是后面我们就老老实实在柜台外面，等志愿者帮我们查档，然后再让我们看。

　　在朋友的协助下，我们去了东电集团档案中心。从事三线建设研究我们深知企业档案不易获取，幸运的是，我们此次获取了不少三线建设初期东方电机厂的生产建设资料，由此可以一窥这个重点企业在三线建设初期面临的生产情况与应对措施。

　　另外一次的有趣经历当属在新都区档案馆。新都区档案馆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档案，出于保护档案资的得需要，开放的档案可以打印，不能拍摄。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打印了50来页的档案后，墨盒没墨了，最后不得不放弃打印。后来乔亦婷去新都档案馆查档，工作人员说有个川大的学生把打印机的墨盒都打没了，那确实就是我没错了。

　　口述访谈和档案资料为我后面的学术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我也在这些材料中找到了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而有的材料无疑也为我找到了一些学术研究相对关注较少的研究主题，“干打垒”就是其中一个。我在看《三线建设在四川》的自贡卷时就发现了好几条材料都讲到了自贡地区修“干打垒”的情况，彼时我大致猜测“干打垒”是一种建筑形态？但还不确定。后来，我翻阅《四川省志 建筑志》对“干打垒”垒有这样一段话：“四川农村建房，至今仍有垒土为墙的。土墙分版筑、土坯砖垒砌两种……本世纪60年代一度推行的‘干打垒房也属之。”（《四川省志 建筑志》，第193页。）可是，为什么叫“干打垒”，为什么要在三线地区推广，那成效又是怎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在我脑海里出现，这些问题也将我引向研究深处。

　　2020年底，我撰写了《三线建设初期“干打垒”的引入、推广与审视（1964—1966）》一文，这是我初入三线研究的第一篇习作。李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但她也看出我是在模仿师姐薪樾有关“厂社结合”的两篇文章，提醒我一定要有所突破才行。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也一直在往这方面努力。在之后的资料挖掘中，我的兴趣从“干打垒”逐渐延伸到增产节约运动，而这种变化背后的基础逻辑，是国家如何在资源短缺常态化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物资分配和利用最大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具有长时效的，应该说开展革命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一直存在，这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的关注时限是不能局限于三线建设时期的。

　　随着疫情的稍微缓和，师门的田野考察也逐渐多了起来。2021年6月和7月，课题组分别去了重庆涪陵的816工程遗址和六盘水以及六枝地区考察。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充分学习的机会，同样也是近距离观察“干打垒”的重要时机，实际上只要一有时间出去，我都留意各地的“干打垒”。

　　2021年6月底，我随课题组一道去816工程遗址考察。816工程是三线建设时期众多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缩影，是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注脚。在工程遗址展览厅的墙壁上，我看到了816人修建“干打垒”的照片。由于照片拍摄出来看着瓦片像红色，李老师还专门向负责解说的王女士确认颜色。我当时看这个墙体的主观感受是觉得墙体表面修得比较光滑，但是这似乎与档案中呈现出重庆地区“干打垒”多用石块的印象有些不太符合。不过这种印象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参观816三线军工小镇时，我们在芳华大礼堂里看到了1976年的军工建设时期的照片，图片虽然同样是泛红色，但我心里想着瓦片大抵是灰瓦为主。在参观建峰社区的生活区域时，我们发现了一片“干打垒”建筑群，根据观察，旧建筑外围为干打垒建筑形态，以石打垒为主。课题组成员注意到许多干打垒建筑有后期加修的情况，表现在墙体内侧保持了原来石头与沙石混合建成的干打垒形态，而外侧由青砖水泥修筑而成。郑经理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工厂对住宿区进行了扩建，在保留原来干打垒基础上整个建筑往外扩一部分，最终形成这种独具特色的建筑样式。

　　我们在参观时偶遇了从816厂退休的陆先生。陆先生继续介绍路旁的这栋石打垒建筑，它是当年的厂区招待所，至迟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响应国家号召，“先生产，后生活”，生活方面过得凑合，因此建筑修建得较为粗糙。在当时，砖十分宝贵，主要用于厂房建设。而生活区的建筑就地取材，多采用石打垒。由于年久失修，石打垒里面有些破败不堪，90年代重新返修了一次，目前所见建筑物便是90年代返修之后而成的。可能这些建筑的实用价值不高，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建筑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住宿条件。

　　816之行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近距离看到了重庆地区的“石打垒”，进一步证明了“干打垒”在三线地区的在地化倾向，而不是单纯的土筑墙，而在原来“石打垒”基础上进一步外扩，这也彰显了人们利用空间的智慧。

　　2021年7月下旬，课题组赴六盘水师范学院参加“三线建设口述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推进暨学科建设研讨会，我亦一同前往。在会上，我认识了诸多三线建设研究的前辈。在自我介绍时，我说目前的研究兴趣在增产节约运动，徐有威老师很快就说他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江西小三线的增产节约运动，并分享与我，我当时十分感激。在闲聊时张勇老师提醒我注意研究视角，不能单纯写成运动研究。在当时，我对于如何开展并没有想得很透彻，老师们的建议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些参考点。

　　在六盘水的这段时间，我们参观了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水钢创业馆和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博物馆，也实地考察了六枝特区的四角田煤矿。我们在行走过程中切实看到了三线建设带给六盘水的巨变，也通过一系列照片感受到当时三线人艰苦创业的艰辛。在首钢水钢创业馆，我看到了当时人们搭帐篷的照片，也有建“干打垒”的照片，相对来说，搭帐篷的速度是要快于建“干打垒”，但明显不能长期住，因此“干打垒”成了“更好”的选择。

　　在参观四角田煤矿时，曾担任四角田煤矿工会主席的刘光文为我们讲述了四角田煤矿的历史。三线建设初期勘探人员来林家冲勘探煤矿，路遇一位林家长者，勘探人员询问长者煤矿建在哪里比较合适，长者答道从高处看，这里有四块不平整的田连在一块呈一个什么形状？勘探人员发现从高处观察，四块田可构成四角，四角田煤矿名称由此而来。

　　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矿井左侧就是矿井服务站，全名“四角田分公司家属协管、女工服务站”。刘光文介绍这个服务站从建井之初就已经存在，最初是是一个简单的席棚，现在的房子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服务站主要是为了给刚从矿井出来的下井工人提供热水等服务，如果有工人出矿较多，会在这里颁发大红花以示奖励。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多以家属为主，这样既解决了家属就业问题，也能保障下井工人能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这一些知识大概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获取吧。

　　四角田煤矿里面还保留了几幢当年修建的“干打垒”建筑群，由于六枝地区多山的特点，“干打垒”多用石头垒成，与重庆816工程类似。不过，四角田煤矿的“干打垒”有较为明显的层累叠加的痕迹。经六盘水师范学院刘安乐老师介绍，该地区的“干打垒”在上世纪60年代建好之后，又在上世纪70、80年代进行过加高处理，这从照片中就能明显观察到。后面加高处理的材料也明显有了变化。不过并非所有的“干打垒”都做了加高处理，有的依然保持了最初的样态，由于年久失修，已经不宜居住。在关注“干打垒”这一建筑形态时，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其一是什么叫“干打垒”，其二是“干打垒”到底是否宜居？这两个问题学界似乎也很难达成一个共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三线建设初期，“干打垒”确实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基建材料，有效加速了三线项目的上马。至于什么是“干打垒”，这是一个需要进行严谨概念界定的问题，而“干打垒”到底是否宜居，则是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问题，无论是从口述访谈还是文本材料，得出的认识都是两极分化的。

　　在离开四角田煤矿之后，我们继续参观了六枝记忆 三线建设博物馆，在六枝记忆 三线建设博物馆，我们无不被入口处的几处巨大雕塑震撼。

　　博物馆由金色大厅、序厅、四大主题展厅等组成。金色大厅以19640顶矿工帽布满整个大厅墙壁三面墙壁，象征首批到六枝的三线建设者，金属的质感与整齐的排列，犹如坚毅的方阵，极具震撼力。设计人员用大量螺帽和机械齿轮组成的寓意六枝的抽象雕塑摆放在大厅中间，暗示了这个城市与工业的有机结合，极具想象力。

　　利用机械零件塑造成大型雕塑是六枝三线建设博物馆的一大特点，除了“六枝”雕塑和博物馆入口的“蝴蝶”，“时光之眼”和18余米高的“风镐”均是用机械零件组合焊接而成。风镐是当年六枝煤矿最常见也是最不可缺的工具，寓意着平凡与伟大共存。巨人风镐寓意当年的三线精英都是巨人。这样的形态具有一种浓烈的工业风和视觉冲击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六枝三线博物馆里，摆放着当时留下来的各种证件星空体育官方网站，这是一窥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窗口。在诸多证件中，洗澡证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我看到之时就感觉很有意思，经刘光文老人介绍，建矿之初，矿工每天下完矿回来之后都需要到澡堂洗澡，而当地农民因为缺水也会到厂里“蹭”澡堂。为了规范秩序，矿务局给每位工人发了洗澡证，凭证洗澡，每洗一次在洗澡证内页的框里打一个勾，打完之后再换内页。洗澡证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的资源紧张和工农关系的微妙变化。

　　816工程遗址和六盘水之行是我读博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两次田野考察。古人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或许我大抵不用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亲自“会做”。当迈步于田野之间，历史与当下的有趣交汇，总会让我产生一些奇妙的体验。毕竟，这段历史与我并不遥远，置身于历史现场，我也能尝试去想象曾经发生于此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在口述、查档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我也在逐渐构思自己的毕业论文。如前所述，我在撰写“干打垒”之时，就已经在关注增产节约运动，因为在一些材料中，有些表述是将推广“干打垒”纳入到增产节约运动的范畴中。我曾经系统梳理了《人民日报》中增产节约运动的词频问题，发现其频率之高超过预期，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思考的问题有二，其一是增产节约运动的持续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二是如此频繁发动的增产节约运动，它的开展形式与运行机制又是怎样的？

　　在经过了长期思考和李老师的互动交流过程中，我将研究视野进一步追溯到了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革命，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增产节约运动便已经有雏形了，而增产节约运动具有长期性特点，与在开展革命时长期处于资源短缺的窘境有一定关系（不过，我在论文中也强调资源短缺有时并不是发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最重要原因）。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定稿题目是《资源限界与弹性调适：中国增产节约实践研究（1928—1966）》，核心探讨的是中国如何处理革命进程中长期存在的资源短缺现象。在论文中，我侧重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增产节约运动的常态化现象，以及三线建设初期的推广“干打垒”运动和“三查”节约运动。不过，单纯就运动谈运动是需要避免的，在论文中，我试图分析苏联因素对1949年以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影响，以及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问题。我深知国家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是资源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国家如何有效做到资源分配最大化的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复杂而立体的，远非一篇学位论文可以解决。这需要自己之后继续努力。

　　2024年初，我回到了母校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作为初出茅庐的青椒，除了完成基础的教学任务之外，学术研究依旧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整个上半年我基本上忙于上课、写本子和参与学院日常事务。除了这些之外，我也尽量争取时间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同行的学术研究动态，也督促自己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

　　当我还是学生时，就经常跟着老师出去考察，在田野中收获新知，在考察中发现未知。如今自己已是一名思政课老师，这个夏天带着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到攀枝花考察。在求学期间，攀枝花就是我一直想去的远方，如今踏上这片土地，却是别有一番滋味。我们参观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在众多照片和实物中间去感受攀枝花建设初期的火热场景。我们也去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也就是更为人熟知的“十三幢”，当年就在在绝密室，听完徐驰的汇报之后说出了那句“要说在攀枝花搞钢铁，真是这里得天独厚啊。这个钢铁厂的选址，我看很好嘛。建工厂少占耕地的问题，讲了多少年？你们带了一个好头。以后，让各部委的领导们都来这里看一看。”而当我们置身绝密室时，的这段话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在历史现场，我们听到历史的回声。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国史研究的一大魅力，大抵是我们可以更为近距离的触摸历史现场，在历史现场体味历史事件。

　　当我在搜集各种资料撰写这一阶段的“学术自传”时，我了导师李德英教授在四年前写的《我的三线建设研究：四川大学团队所做的工作》。在文章的最后，李老师提到了自己研究三线建设的一些疑惑：“首先，我们所接触的资料，过程性资料少，一般都是结论性资料，各种汇报、总结、简报等，看似繁多，却充满了同质性和政治用语，时代特色很强，如何从结论中寻找过程、从满篇的口号用语中寻找真相？其二、“移情”还是后见之明？也就是写作态度和立场的问题，这涉及到研究当代中国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近距离看历史？是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还是用反思和检视的态度去对待某些问题？其三、如何避免同质化研究？其四、如何在理论上进行突破？”

　　这些年，这些也是萦绕在我脑海里面的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不得不在高度同质化的材料中去寻找隐藏于文字背后历史发展的蛛丝马迹，这需要学术研究者不断提升自己的自我研究能力，努力充实自己的学术“武器库”。或许，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追求：我们所从事的研究，所撰写的学术成果，应该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这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来说大概是一种奢望，因为我们时刻需要警惕自己的研究结论会受到新发现材料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以上是这几年我参与三线建设研究的点滴经历和个体回忆。或许进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于我而言颇有些意外，不过这段“意外之旅”确实收获满满。每当我迈向田野、置身于历史现场之时，我总会想我在档案或者书中看到的哪些历史是在此发生，这大抵是一种有趣的体验。这种体验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多了一些乐趣。未来，我当会继续在这趟“意外之旅”中发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朱领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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